要是韩国人都走了的话，中国人也难挣钱啊

　　李明哲开的店，叫“豚玛露”，在望京西园三区和四区之间，临大街，店在二楼。“豚”为小猪，“玛露”在韩语里是“地板”的意思，直译过来就是“坐在地板上吃小猪肉”。

　　“豚玛露”是家地道的韩式餐厅，客人进门后，脱鞋上地台，席地而坐用餐。卖的是韩式火锅，还有肘子、包肉、酱汤。这里从服务员到厨师，都是中国人，除了老板李明哲。他来北京已经13年了，先是在北京联合大学读烹饪系，现在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念研究生，读旅游企业管理。每天上午上课，下午回店里，在菜味上把关。

　　2002年，李明哲在北京饭店贵宾楼实习时，遇见了他的中国太太。俩人同在这家饭店实习，一个在餐厅，一个在厨房。现在儿子都5岁了。“孩子慢慢长大了，我得有个稳定的收入，而且我也想边干边学，做跟自己专业有关的事。更主要的是，我对北京奥运会，抱了太大希望。”2008年5月，李明哲开起了 “豚玛露”。

　　“豚玛露”的前身，也是家韩餐馆，由一个朝鲜族人开的，卖脊骨土豆汤，因为不对韩国人的口味，生意一直不好。但李明哲很有信心，来中国前，他在首尔一家五星级饭店的餐厅干了7年。

　　他在北京劲松、五道口、北苑等地儿住过，开店选址，他还是选在望京。“我仔细考察过，望京西园三区和四区，是韩国人最集中的地方。所以，我的 ‘豚玛露’选在了三区和四区之间，又靠马路，人流量大。”当时是奥运会前，正是房租最贵的时候，店的转让费就有40万元，加上简单装修、做广告、交房租押金等，李明哲花了差不多60万元。

　　“朋友都说我，成本太高了。但是，我对奥运会期望更高。”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和2002年的世界杯足球赛，都给李明哲留下深刻印象。他说，那像是整个国家的转折点，不光是生活环境，人的文明素质改变了，餐饮旅游业，也一下蹦上了个新台阶。“饭馆很火暴，世界杯的时候，进一个球，餐厅就免费送一桌客人一瓶酒，真热闹。”

　　结果，北京奥运会的时候，餐厅的客人，反而比以前还少。过了奥运会，韩国人多了，生意又慢慢好起来。火的时候，晚上全满，后来的人要在门口等着。整个二楼一共四家餐厅，家家生意都好，到了晚上，吵吵闹闹的。

　　然而好日子太短暂。现在，“豚玛露”对门的餐厅，黑着灯，锁着门，已经倒闭。隔壁两家虽在营业，但是个个赔钱。

　　“对门那家是烤五花肉的，关门了。左边这家卖炒年糕，右边卖烤肉，生意都不好，亏损经营。卖烤肉这家，一个月房租就要6万，早就受不了了。想转让，但没人敢接。”

　　李明哲最大的压力就是每个月的房租。“太贵了，一个月3万块。虽然房东主动降价，一个季度8万块，但现在生意太差，所以，还是很贵，压力很大。”

　　作为一个正念旅游企业管理的研究生，李明哲很喜欢搞调研，自己设计问卷，实地踏查，到处走访。他很关注望京的房租问题，觉得很复杂。“我们很少能跟房子主人签合同。有一手房东、二手房东，中间还有中介公司，房子转一次两次，租金就被抬起来了。”他希望能有人管理一下，或者借鉴一下韩国式租房办法。如果房租问题能解决，那做生意的韩国人，压力就轻多了。

　　“要是韩国人都走了的话，中国人也难挣钱呵。”

　　一定得熬过这段时间

　　去年10月，李明哲感觉到金融危机来了。“韩元在慢慢贬值，最厉害的时候，1块人民币，能换到240韩元了。也就是说，3000块人民币的房租，一下变成6000块了。吃的也贵，学费也贵，生活压力太大。所以，好多人撑不下去，只能回国。留下来的人，日子也很困难。金融危机对韩国的影响太大了。”

　　因为韩元贬值的原因，他说现在一份汤，在韩国吃的话是3万韩元，在他这里吃，差不多要5万韩元。一个菜，在韩国吃要5000韩元，他这里，折算下来将近一万韩元，比韩国贵了近一倍。所以，韩国人不来“豚玛露”吃了。

　　假如李明哲现在在中国挣到钱，再汇回韩国，就等于挣了两倍的钱。问题是，他根本挣不到钱，是赔钱经营。房租是按季付的，上个月刚交了钱，一共是8万元，亏空两万多。

　　“房租是我最大的问题，‘豚玛露’现在一直在亏，而且亏得越来越厉害，下个季度的房租，我都不知要到哪里筹钱。”李明哲如今又不能不干，否则，他投入的60万元钱，就再也收不回来了，损失更大。

　　“只能坚持！我们留下来的人都这样说。一定得熬过这段时间。”他在菜上改改，更实惠便宜，吸引更多的客人。一家四口来吃的话，点一个火锅，再加赠送的小菜，就够了。李明哲改变了经营战略，以前韩国客人占80%，现在只占40%，中国的回头客慢慢多了。他说在望京，餐饮这个行业竞争很厉害。有的老手，甚至这样干：一道菜成本是30元，他只卖25元，赔本经营，吸引客人，天天人满，给人生意火暴的印象。坚持几个月后，把店转给不熟悉这行的新手，从转让费上赚钱。

　　李明哲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金融危机让我改变了很多。”以前，他大吃大喝，大手大脚。突然经济危机了，手上一点现金也没有，如今得想办法省钱。过去，他每周都跟朋友聚会，喝酒聊天儿，三百五百地花，金融危机改变了他的生活方式。现在，他少喝酒、少聚会、不去歌厅、不打高尔夫球。他家辞了保姆，请了小时工，每天也只做两小时。能不开车尽量不开，省油钱。

　　韩元贬值前，从韩国拿点钱过来消费，可以在望京过得很舒服。物价便宜，想吃什么吃什么，即使不懂中文也能生活，门店标志牌都有韩文，还有很多朝鲜族人，韩国商品处处可以买到。这样的望京，总让李明哲有回家的感觉。

　　现在一切都变了。“我的好多朋友，都困难，大家压力都很大，都快坚持不住了，硬扛着。其实不光是餐饮业，望京的娱乐业也受影响。”

　　要照以前，周日晚上7点，正是生意最火的时间。如今，李明哲回头数了数，“只有6桌，4桌是中国人，两桌是韩国人。”餐厅一共210平方米，18桌。8点刚过，餐厅里一桌客人也没有了。

　　高档的韩餐厅日子更难过，因为房租更贵，装修费更高，倒闭的也多。以前，这类餐厅的主要客户多是韩国大企业、国家企业在北京的驻在员。现在，许多都撤回了韩国，即便没撤的，规模也缩小了，人没留下几个。

　　李明哲经历过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。当时，他在北京上学，因为学费压力太大，所以离开了中国。但很快，三四个月后他就回来了。这次，他感觉不一样，更厉害，“可能时间也会更长”。

　　这场金融危机，李明哲说学到很多东西，尤其要向中国人学习。“比如学习节俭，手里得留有现金，否则维持不了生活。”而以前，他总是很享受高消费。

　　“望京西园三区、四区，比以前冷清多了。过去走在路上，总是碰见熟人。‘安宁阿塞吆’(韩语‘你好’)，不停地打招呼。现在，走好远，也见不到一个韩国人啦。”

　　坐在空无一人的店里，正经历人生艰难时期的李明哲说：“当然很愁。我还在读研究生，要养老婆孩子，下个季度的房租，我还不知道去哪里借。真希望金融危机快点过去，我要撑不住了。”

　　一旦沾上中国的土，人即便回国了，也会老想着中国

　　温大成的办公室在望京金隅国际29层。这天，正赶上北京刮强风，狂风“嗷嗷”地吼叫着，在楼缝间蹿来蹿去，冲撞着玻璃窗发出“嘎吱嘎吱”的声音。办公区里空荡荡的，没有一个人，连饮水机上的水桶也是空的。下午两点，温大成匆匆忙忙地从外边赶回办公室。

　　1992年，中韩刚刚建交的那一年，温大成就到了中国，是头一批来北京做生意的韩国人，他说那会儿在北京的韩国人才一百来人。他在赛特大厦里办公，做贸易。

　　“生意太好做了，来的韩国人少，中国通也少。”后来，他去了中粮广场，在一家高档韩餐厅“寿福宫”里当经理。

　　按当时的规定，外国人只能住在固定的几个地方，像燕莎、赛特、亚运村、国贸等。“不可能住在望京，那里还是农村呢。”当时温大成住在朝阳公园西门，虽然住的条件好，但孩子的教育问题解决不了，找不到辅导孩子的家教。因为只有一户韩国人，儿子也没人玩。

　　望京发展起来后，温大成也搬到望京。他住在望京最好的楼盘“克拉斯”里，200来平方米，租金只要一万多元，而朝阳公园那边，同样面积的房，一个月2.5万元。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