发布时间: 2013-12-30 10:02 浏览量: 1336
武克钢:仁德千金的商人

  都说商人重利,导致了市场上不少不良风气,但是做红酒的武克钢不这么做,创业很早的他至今仍坚持着反腐倡廉,坚持公益环保,这些事情对于一个创业者来说都很不容易,我们来看看武克钢讲述的故事:

(资料图:云南红水晶白干)

 

  说起与云南结缘,武克钢笑称:“我太太是云南人,当年陪太太回家探亲,路过一个关闭了8年的红酒厂,我就萌生了投资做红酒的想法。”18年后,原本没有一片水泥地的小山村如今已是中国最大的民营红酒庄。“我今年60岁,身体非常好,那是因为云南山好、水好、酒也好。”武克钢提起云南的红酒充满自豪,然而,就像很少有人知道“玫瑰蜜”(ROSE HONEY)这个已经在欧洲绝迹的酿酒葡萄名种,其实早在百年前就由法国人带入云南,从而得以保全至今,武克钢认为,其实很多本土红酒品质未必逊色,近两年国人“一面倒”热捧波尔多红酒,只因中国还需要一段时间来培养和形成自己的红酒文化。

  “青云得志”之后的下海

  1992年,武克钢选择去香港发展。此前,他下过乡,炼过钢,当过水手,当过兵,当过工程师,在32岁的时候,就任职蛇口区副区长(正厅级),主管项目。“至少有5年的时间内,3000万美元以下的项目,我签字就行,其权力与国家经贸部无二。”按照武克钢的话来说,这属于 “青云得志”。

  而后,赴美,归国,却近距离地赶上了小平南方视察。“有人告诉我老爷子(小平)要来,我把老爷子话一听,觉得中国经济有戏,兴高采烈地听完了就决定下海。”

  回国的第一件事就是落脚香港,并注册通恒投资公司,“但并不知道未来要从事什么产业。”

  这时的冯仑还在牟其中的南德集团打工,万通“六君子”中的一些人还“拎着包满街乱窜”,四处寻找机会。借着体制间接带给他的“港商”优势,武克钢的第一桶金来的比其他人要早。

  商人武克钢钱不算少,但真正让他扬名的还是在云南投资兴办了云南红酒业集团,尽管这只是他旗下企业之一,他还是倾注了最多心血,也发生了好多好玩的故事。

  “我现在是年纪大了,别的不想干了。云南红,做这个好玩,你可以通过这个酒交到朋友,可以看到农民朋友一步步致富。我们在弥勒投资农场做生产基地,眼看着一座城镇的兴起。它一头连着贫困的农民,一头它又是奢侈品。我一个民营企业现在能惠及一万农民啊。”

  吴敬琏老先生看了武克钢的酒庄说:“要是有一千个留学生干你这样的事情,三农问题就解决了。”

  工商文明,说白了就是该干嘛的干嘛去

  在国内办企业,武克钢还是感觉到了压力。在媒体对他的采访中,武克钢认为,在中国办民营企业,因为社会的评价体系并不完善,官僚体制的打击再加上企业经营自身的压力,企业家总是感觉到沉重的压力。“我的背景给我减少了很大的压力。很多草根起家的企业家朋友,见了当官的还是害怕。”“工商文明,说白了就是该干嘛的干嘛去。”

  颇值得玩味的一件事情是, 一次,一位云南省的副省级干部没有事先通知就到云南红酒厂视察,门卫不让进。领导的司机上前来命令道,这是省领导,还不赶快开门。

  门卫说:“你嚷什么,你是个开车的,我是个看门的,你让那坐车的给我那坐办公室的打个电话,行不行?我要是随便开门,就没工作了,你给我发钱啊?”

  武克钢知道这件事后,乐了,“嘿!就凭他这句话,我奖门卫1万元。真是好样的!”

  诸如此类“顶撞”官员的事件,在前几年的武克钢身上比比皆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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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在云南红酒业有限公司的接待室里,赫然挂着大幅标语——“支持政府搞廉政,官员到此莫伸手”。对于贪污腐败,他说:“不要惯坏公务员。贪官是我们喂出来的,受贿是我们行出来的。”

  9月底,多位企业家到云南红酒庄“问道”。欢迎晚宴上,他姗姗来迟。他解释说,由于云南红酒庄所在的东风镇官员换届,被叫过去“敬酒”了。“我这是出于礼仪,而非刻意去讨好。要想处理好和公务员的关系,第一,你的企业自身要坐得正,要照章纳税,不能授人以柄;第二,你要有腰杆,有底气,你就要敢跟他‘顶’。”

  相信力量的制衡将愈来愈强

  武克钢曾以敢言、敢为,成为滇商群体中最有个性的人物之一。然而,一位常接近他的人士告诉记者:“近几年来,‘武大炮’转身趋于平静。”

  近期的一次“亮相”则是作为“92派”代表人物出场,他觉得自己生而逢时:“确实赶上了中国的转型期,确实有机会做点实实在在的事。这样的时代还在继续。”他对于中国的前景持谨慎乐观的态度,“但是民营企业家得明白:民营企业做大做强不是这个年代民营企业家该想、该做的事”。对于记者的采访,武克钢淡定地说:“我该说的都说了。”

  武克钢所说的“该说的”话,在其2005年发表的公开演讲《中国呼唤工商文明——兼论企业家的社会责任》中有所体现。在此文中,他表达了一个企业家的鲜明立场和理想,认为唯有工商业能使中国富强。此后,在2010年的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夏季高峰会上,也将此观点表露无遗。

  这样的观点在企业界和学术界引起不小震动,有论者称这是中国工商阶级的宣言和白皮书,也有人在网上骂他,说“资产阶级要夺权”。

  可就是这个人,家中三代全是共产党员,被称为“红色贵族”,对上述评论丝毫不在意,并且“最不喜欢红色贵族这个称呼”。

  “不是说我们忽然都会有一种道德觉悟,而是相信力量的制衡将愈来愈强。”50岁时,他如是说;而今,60岁了,他依旧这样认为。